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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背景

為了依法懲治電信網絡詐騙及其關聯的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犯罪，全力斬斷非法開辦販賣“兩卡”灰色產業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于2025年7月28日聯合召開新聞發布會，發布《關于辦理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有關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依法懲治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及相關犯罪典型案例。

《意見》內容要點

（一）依法認定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犯罪

1. 準確認定幫信罪的“明知”——提出認定行為人主觀明知的新情形

認定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規定的“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應當根據行為人提供幫助的時間、方式、次數、工具、相關行為是否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行為人是否逃避監管或者規避調查以及非法獲利等情況，結合行為人的認知能力、職業身份、既往經歷、與被幫助對象的關系及其供述和辯解等綜合認定。對信息網絡犯罪行為類型認識有誤的，不影響“明知”的認定。

《意見》指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一條第七項規定的“其他足以認定行為人明知的情形”，但是有相反證據的除外：（1）非法提供電話卡批量插入設備，非法提供具有改變主叫號碼、虛擬撥號、互聯網電話違規接入公用電信網絡等功能的設備、軟件，非法提供批量賬號、網絡地址自動切換系統、批量接收提供短信驗證、語音驗證的平臺的；（2）因涉詐等異常情形被金融機構、電信業務經營者、互聯網服務提供者采取限制、暫停服務等措施后，仍然實施有關行為的；（3）事先準備應對調查的話術口徑的。

2. 準確把握幫信罪的“情節嚴重”——提出認定“情節嚴重”新情形

《意見》指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二條第一款第七項規定的“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1）出售、出租本人銀行賬戶、支付賬戶三個以上，且賬戶流入資金三十萬元以上的；（2）收購、出售、出租非本人銀行賬戶、支付賬戶或者單位銀行賬戶、單位支付賬戶，且賬戶流入資金三十萬元以上的；（3）收購、出售、出租電話卡、物聯網卡二十張以上的。以上述情形認定行為人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應先行查證流入資金中被幫助對象涉嫌犯罪金額等是否達到相關犯罪認定標準。

3. 準確區分幫信罪與掩隱罪

辦案機關應當綜合考察行為人主觀明知的內容和程度、提供幫助的類型和方式，根據主客觀相一致原則準確區分涉“兩卡”案件中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與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準確定罪量刑，做到罪責刑相適應。

4. 準確區分幫信罪與關聯犯罪共犯

為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詐騙等犯罪收購或者組織、招募、介紹人員提供銀行賬戶、支付賬戶、電話卡、物聯網卡、互聯網賬號等，事先通謀或者形成較為穩定配合關系的，按照電信網絡詐騙等信息網絡犯罪的共同犯罪處罰。

（二）準確把握寬嚴相濟刑事政策

1. 依法嚴懲組織性、職業性和跨境協同行為

實施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犯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從嚴懲處：（1）組織或者長期從事收購、販賣他人銀行賬戶、支付賬戶、單位銀行賬戶、單位支付賬戶、電話卡、物聯網卡、互聯網賬號等非法活動的；（2）組織、利用未成年人、在校學生、老年人、殘疾人等群體實施犯罪的；（3）電信、金融、互聯網等行業從業人員利用職業或者提供服務便利實施犯罪的；（4）跨境非法提供技術支持或者幫助的；（5）提供專門或者主要用于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的技術、軟件、設備的；（6）利用“深度合成”等人工智能技術實施犯罪的；（7）二年內曾因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等行為受過行政處罰的；（8）五年內曾因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等行為被判決有罪或者作相對不起訴的。

2. 依法把握從寬處罰情形

實施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犯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從寬處罰：（1）被誘騙實施犯罪的；（2）參與時間較短、獲利較少的；（3）認罪認罰的；（4）積極配合辦案機關追查相關信息網絡犯罪，起到重要作用的。具有前款規定情形，犯罪情節輕微的，可以依法不起訴或者免予刑事處罰。

3. 準確把握對未成年人等群體刑事政策

對未成年人實施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犯罪，應當堅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針，依法從寬處罰。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依法不作為犯罪處理；具有本意見規定依法把握從寬處罰情形之一，犯罪情節輕微的，一般應當不起訴或者免予刑事處罰，但具有規定的依法嚴懲組織性、職業性和跨境協同行為從嚴懲處情形的除外。

在校學生實施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犯罪，可以參照前款規定，酌情從寬處罰。

依法懲治幫信罪及相關犯罪典型案例

近年來，隨著虛擬貨幣交易的日益活躍，利用其作為犯罪工具實施幫信罪、掩隱罪、詐騙罪等犯罪行為的案件數量顯著攀升，已成為當前司法實踐中的突出現象。從本次發布的典型案例中，筆者特選取兩例涉及虛擬貨幣的案件，案例能夠明確反映出我國對虛擬貨幣的監管態度趨于嚴厲，并將依法嚴懲通過虛擬貨幣交易轉移贓款的行為。

?案例四：被告人王某等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案——依法嚴懲通過虛擬幣交易轉移贓款犯罪【基本案情】

2022年7月中旬，被告人王某、張某、趙某某為牟取非法利益，共謀通過轉賬、提現和購買虛擬幣等方式為他人轉移犯罪資金。三人分工明確，由王某提供資金，通過趙某某購買虛擬幣交給上線作為保證金，再由王某、張某向他人收購大量銀行卡，提供給上線用于接收犯罪資金。當犯罪資金存入王某等人提供的銀行卡后，上線通知王某等人，王某等人即安排他人在黑龍江省大慶市多個銀行取現，在抽取到賬資金10%~15%的提成后，將其余資金購買虛擬幣轉移給上線。經查，2022年8月5日至14日期間，王某等人為上線轉移資金中有林某某等15名被害人被詐騙資金40余萬元。

【訴訟過程】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阿城區人民檢察院對王某、張某、趙某某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提起公訴。哈爾濱市阿城區人民法院經依法審理，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分別判處王某、張某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判處趙某某有期徒刑三年三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二萬五千元。宣判后王某、張某、趙某某提出上訴，二審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1. 依法嚴懲通過虛擬幣交易轉移贓款的行為

隨著對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打擊力度的加大和金融監管力度的增強，直接通過銀行賬戶、支付賬戶轉移非法資金的難度增大，不法分子轉而通過更具隱蔽性的虛擬幣交易轉移贓款，加大了追贓難度。依法嚴懲此類犯罪，有助于及時斬斷犯罪資金轉移鏈條，遏制電信網絡詐騙等犯罪蔓延，全力保護人民群眾財產安全，維護金融監管秩序。

2. 鏟除周邊黑灰產業鏈，全力遏制關聯犯罪滋生蔓延

利用虛擬幣轉移贓款具有隱蔽性和便利性，涉虛擬幣的詐騙等犯罪高發多發，已形成專門提供虛擬幣“洗錢”等服務的黑灰產業鏈。依法嚴懲此類犯罪，有助于從源頭遏制黑灰產滋生，壓縮黑灰產空間，瓦解犯罪“資金樞紐”，全方位全鏈條打擊治理信息網絡犯罪。

?案例五：被告人付某詐騙案——與電信網絡詐騙團伙事先通謀或者形成較為穩定配合關系，以詐騙罪共犯論處

【基本案情】

2020年6月，被告人付某為牟取非法利益，與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王濤”“吉祥”（身份不明）商議，約定由付某提供銀行卡和支付寶、微信等支付賬戶用于接收詐騙資金，并通過購買虛擬幣將詐騙資金轉移給“王濤”“吉祥”，付某收取1.5%至3%的提成。后付某糾集人員設立“轉賬”“記賬”“買幣”“司機”等小組，安排人員收購大量銀行卡和支付寶、微信賬號用于轉移詐騙資金。經查，2020年6月至2021年1月，付某為“王濤”“吉祥”轉移詐騙資金共計651萬余元。另，付某還實施了非法拘禁犯罪（略）。

【訴訟過程】

廣東省廣州市黃埔區人民檢察院對付某以詐騙罪、非法拘禁罪提起公訴。廣州市黃埔區人民法院經依法審理，對付某以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十萬元；以非法拘禁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三個月，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七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十萬元。宣判后付某未上訴，判決已生效。

【典型意義】

1. 為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團伙提供賬戶和轉移犯罪資金，事先通謀或者形成較為穩定配合關系的，以詐騙罪共犯論處。一些不法分子為牟取非法利益，與上游電詐犯罪分子事先商議或者長期合作，組織收購銀行賬戶、支付賬戶用于接收詐騙資金，并通過取現、虛擬幣交易等方式將詐騙資金轉移，分工配合實施犯罪，已成為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活動的重要參與者，構成共同犯罪，依法應以詐騙罪定罪處罰。

2. 注重適用財產刑，確保罪責刑相適應。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鏈條長、環節多，應根據各環節參與者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正確認定事實，準確適用法律，合理確定罪責，落實全鏈條打擊，實現罰當其罪。對被告人依法判處主刑的同時，還要注重依法適用財產刑，加大經濟上的懲罰力度，最大限度剝奪再犯能力。

律師解讀——幫信罪治理困境與優化路徑探析

近年來，我國幫信罪的犯罪率呈現出急劇上升的態勢，這一現象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與深入思考。幫信罪設立的初衷，本是為了有效應對網絡共同犯罪認定難題，彌補傳統刑事處罰的漏洞。在網絡犯罪日益復雜、分工日益精細的背景下，正犯往往隱藏在幕后，而幫助行為卻大量存在且形式多樣。通過打擊這些幫助行為，旨在切斷正犯行為得以實施的關鍵鏈條，從而有力遏制網絡犯罪的蔓延。然而，在實際司法實踐中，幫信罪卻逐漸偏離了立法初衷，有淪為“口袋罪名”之嫌，這一現象值得我們深入剖析。

在“斷卡”行動大規模開展之際，《反電信網絡詐騙法》尚未正式出臺。這使得對于“兩卡”相關違法行為的處理，缺乏明確的行政處罰依據。在此情況下，相關部門試圖在刑法范疇內，運用幫信罪來打擊此類行為。這種做法雖然在短期內看似能夠應對犯罪形勢，但從長遠來看，卻導致網絡刑事治理逐漸逾越了“后盾法”的底線。刑法作為保障法，具有最后手段性，只有在其他法律無法有效規制違法行為時，才應予以適用。而過度依賴刑法打擊本應通過行政手段處理的“兩卡”行為，不僅違背了刑法的謙抑性原則，也使得幫信罪的適用范圍被不當擴大。

同時，《網絡安全法》在制定過程中，存在對刑法條文“照搬照抄”的問題。一部良好的法律應當承擔起明確違法前提、厘清相關概念、界定違法行為類型以及劃分監管責任等重要使命。然而，《網絡安全法》未能充分發揮這些作用，導致在司法實踐中，對于網絡違法行為的認定和處理缺乏清晰、統一的標準，進一步加劇了幫信罪適用的混亂局面。

在執法過程中，行政機關存在不作為、慢作為以及惰性懶政等問題。面對復雜的社會治理難題，部分行政機關不是積極主動地履行職責，采取有效措施預防和打擊違法行為，而是過度依賴司法機關來解決。這種依賴心理使得行政機關在處理網絡犯罪相關問題時，缺乏主動性和創新性，往往將本應由自己處理的案件推給司法機關，導致司法機關面臨巨大的辦案壓力，同時也影響了幫信罪治理的整體效果。

幫信罪作為一個輕罪，在治理過程中應秉持科學、合理的原則，不應簡單地通過轉向其他罪名，尤其是更重的罪名來平衡數據。這種做法不僅違背了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也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幫信罪治理中存在的問題。相反，我們應當將重點放在查明犯罪原因和采取相應預防措施上，從源頭上減少該類犯罪的發生。

《意見》的出臺，為幫信罪的認定提供了更加明確、具體的法律依據。《意見》進一步細化了幫信罪的構成要件等關鍵問題，為司法實踐提供了清晰的指引。筆者認為，隨著《意見》的出臺和實施，未來幫信罪的犯罪增長速率可能會逐漸放緩，甚至犯罪率有望降低。這是因為明確的法律依據有助于司法機關更加準確、公正地認定和處罰幫信罪，避免出現過度適用或適用不當的情況，從而增強法律的威懾力，減少潛在犯罪人的犯罪動機。

然而，我們也應清醒地認識到，隨著司法文件的進一步出臺和完善，相關罪名的犯罪率可能會出現新的變化。例如，掩隱罪的犯罪率可能會上升。這是因為幫信罪和掩隱罪在犯罪構成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和關聯性，在一些案件中，行為人的行為可能同時符合兩個罪名的構成要件。隨著對幫信罪打擊力度的加大，部分原本可能被認定為幫信罪的行為，可能會因證據等因素被認定為掩隱罪。因此，掩隱罪有望成為法律人士關注的新重點。我們需要密切關注相關罪名的動態變化，加強對不同罪名之間界限的研究和把握，確保司法實踐中能夠準確適用法律，全面維護法治秩序。

律師建議

（一）犯罪辯護方面

1. 精準區分主觀認知程度

對于僅提供技術支持或支付結算幫助的嫌疑人，應著重論證其對上游犯罪具體內容主觀不明知，爭取以幫信罪而非掩隱罪定性。

2. 審查獲利金額認定

在幫信案件中，獲利金額是量刑關鍵因素。需仔細審查銀行流水等證據，區分正常業務收入與犯罪所得，對虛擬貨幣犯罪相關犯罪金額部分要按最有利于當事人的方式計算。

3. 善用從寬處理空間

《意見》強調區別對待職業犯罪與情節輕微者。對于未成年人、在校學生等群體，可依據寬嚴相濟政策爭取從寬處理。

（二）企業合規方面

1. 建立交易監測機制

對單日交易超20張電話卡或3個以上銀行賬戶且流水超30萬元的高風險行為設置預警系統。

2. 完善從業人員背景審查

對支付結算、賬戶管理等關鍵崗位實施定期審核，防范“內鬼”風險。

3. 開展專項合規培訓

重點解讀 “事先準備應對調查的話術”等新增“明知”情形，避免員工踩踏法律紅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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